翻译会导致误读，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误译，而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、从一种文化语境到另一种文化语境必然带来的误读
通过翻译，我们 得以走近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们，经由认识他人来更好地认识自己。但翻译行为本身从来没能免遭质疑：有人说伟大的直觉可以超越翻译，也有人引用诗人弗罗斯 特的话说，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。虽然有人查遍弗罗斯特的全集，也没能找到这一说法。我想说，首先，译者是为交流做基础工作的人；其次，翻译中丢掉的 不外乎语言的音乐性、双关语、特定语言中的特定思维、特殊语境中的特殊表达等，但所谓诗歌在今天所包括的东西比这要大得多，况且好的翻译一定少不了对于原 文的语言再造。博尔赫斯就说过：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战胜粗制滥造的翻译。还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情况：译文胜过原作。听说翻译成德语的莎士比亚就比原文的莎 士比亚还要出色。
翻译行为会触及翻译的“政治”，而翻译的“政治”必然触及语言和文化的地域性，以及性别、文化身份塑造等多方面的问题。不 是只有国家主导的翻译工程才会有政治内涵，任何翻译都免不了这一点，因为只要是有差异的地方就会有政治。在当下中国，翻译的“政治”首先涉及翻译的选择， 即翻译谁不翻译谁、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的问题；其次，翻译行为还涉及误读——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误译，而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、从一种文化语境到另一种 文化语境必然带来的误读。
即使在中国文学内部，我们也能感受到今人对古人的普遍的误读。比如“诗”这个字：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说到“诗”， 一定指的是《诗经》——楚辞虽然也是诗，但却是不同于“诗”的诗。但是到汉朝说到“诗”的时候，就已经不非得指《诗经》了。而到今天，使用现代汉语的我们 所说的“诗”已经既不一定是指《诗经》，也不一定是指汉诗、唐诗了。也就是说，无论“孔门诗教”还是历代诗话，都不能被不假思索地、百分百地拿来套用于当 代诗歌，尽管当代诗歌割不断与古诗的血缘联系。再举一个从外文到中文的例子：艾略特《荒原》的英文题目为The Waste Land，原本有垃圾场、废墟的意思，但是在中文里，我们大多数人会倾向于把“荒原”理解成一个自然意象。类似的误读如果发生在政治、社会领域，对历史、 文明、思想的影响得有多大，大家自己可以想象。
有意思的是，误读也有它的正面意义，它和创造力是有关系的。全世界文明之所以有今天，离不开 翻译以及翻译中的误读。某种程度上，翻译也可以作为文化、文学批评的手段来使用。比如，通过比较英文的莎士比亚和翻译成中文的莎士比亚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 理解中文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身体所积累的文化潜意识。所以，我不是一个死抠翻译一定要正确的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、见识的增加，我逐渐意识到在语言理解力之 上的文化理解力的重要性。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：原诗字面上的含义似乎全懂，但理解依然有偏差，这种时候，问题往往就出在译者的文化理解力上。
这 种文化理解力上的难度未尝不是翻译的魅力所在。至少经由翻译，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，调整和丰富头脑中的“世界地图”。我还记得，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所认识的“国际”其实只是欧美。欧美到现在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，但恰恰是在欧美，我理解到所谓世界还包括东亚、中亚、 南亚、小亚细亚、北非、南非、南美等许多地区——当然也少不了中国。世界并不只是英语世界，而是多元的。即使是在当今英语国家，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作家 其实相当活跃，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英语写作中一股重要的力量。翻译它们，让我意识到，现在身边很多打着“国际化”口号的人，只是“西化”而已，不是真正的 “国际化”。真正的国际化视野关乎文化创造力，而不仅仅是某种表面的生活方式。是翻译让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切身感受到世界的“多元”。
